“封口费”——假记者背后的真问题

    “封口费”事件幕后：“灰记者”有其温床，将建立“黑名单”制度

　　新闻出版总署调查人员和涉案人员多有较量，取证过程亦有曲折。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处理“封口费”事件的负责官员，详解整个调查处理过程，并分析这一恶性事件的背后根源

　　让我们欣慰的是，这次事件中，真正市场化程度高的报刊没有出现在领取封口费的名单中，这证明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些市场化良好的媒体是能保持新闻职业操守的。

备受关注的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为封锁矿难消息，企业为前来采访或讨要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发放数额不等的封口费)，在最近再次公布处理结果，此前，这一事件因其性质恶劣而引发广泛谴责。其中涉案的60人被依法处理，包括4名收受“封口费”的持证记者，而有中央媒体的记者站亦被直接撤销。

　　南方周末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处获知，“封口费”事件在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关注，该事件第一次通报时，曾提到有两名正式的持证记者，中央高层曾直接问及为何没有公布记者的名字和单位。

　　受访官员直言，新闻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而那些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经营不善、管理混乱的媒体，是这类恶性事件发生的“温床”，亦是一些所谓“灰记者”的主要来源地。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官员说，最近将修改记者证管理办法，并建立和完善记者“黑名单”制度，对有不良记录的记者，将禁止其再度进入采编序列。

　　通过银行转账记录打开缺口

　　南方周末：得知关于“封口费”事件的消息后，新闻出版总署是如何处置的？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我们知道“封口费”事件是有关部门转过来的，此前有人在互联网上发了一些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随后在10月26日晚上，新闻报刊司副司长朱伟峰带队去了山西，与当地党委和政府部门共同开展调查工作。一开始当地煤矿否认“封口费”的事，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当地煤矿企业的上级纪检部门也直接介入，煤矿上的人开始配合。

　　南方周末：从什么地方打开缺口？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第一次公布的6家媒体，是通过当地煤矿的银行转账记录发现的。比如说《绿色中国》杂志社。矿上的人说，该杂志的工作人员王凌飞以记者的名义来到矿上，提出来要2万块钱的“会员费”，最后还价到1万块钱。

　　后来我们又约王本人来北京谈，他完全否认“封口费”的事，说是正常拉广告。但你去谈一项业务总得告诉人家你一万块钱的“会员费”有什么样的服务吧？他说不出来。他说会登10个广告，但这10个广告有多大的版面在哪登他说不清楚，也没有任何的协议，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且从事新闻业务活动的《绿色中国》杂志社山西办事处没有经过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批准，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他们所谓的“组稿”也很混乱。比如说这次煤矿瞒报的事，是别人发到他们办事处主任的邮箱后，一个工作人员将其改编成一个新闻稿，然后署上王凌飞和另外一个“刘晓红”的名字，但“刘晓红”是谁，连编稿的人也不知道，只是说办事处里常用这个名字，然后就把这个稿子传真给当地煤矿了。

　　南方周末：第一次通报的六家媒体中，是否还有其他比较难以取证的情况？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比如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栏目，这档节目是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主办、北京巨头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制的，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栏目管理上的真空。据矿上的人说，他们来时带着“中国教育电视台安全现场栏目组制片”的胸卡，拿着询问事故死者丧葬事的录音，然后去找矿上的。为了核实身份，矿上的人还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联系我们”栏目查到来人的名字和照片。后来他们卖给矿上四套光盘，拿了1.92万元，每套10张光盘，每张光盘480元，但实际上这个公司都不具有销售光盘的资质。

　　说“几百个记者排队领钱”过于夸张

　　南方周末：当初第一次通报的时候，是否告知了上述被通报的媒体？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没有。当时我们已经拿到了具体的证据，所以很快先向社会通报了初步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先让公众了解一部分情况，因为当时社会上关于“封口费”版本的说法非常多，比如有的讲矿难发生后有几百个记者排队领钱，这确实不符合实际情况，还是在几十人左右的规模。

　　南方周末：到底能有多少人？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目前通报提到的这58个人是有据可查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留下记录的。另外据矿方的反映，也有一些记者去了以后发现他们有发钱的行为，当场表示了谴责，这些人没有领取这种费用。让我们欣慰的是，这次事件中，真正市场化程度高的报刊没有出现在领取封口费的名单中，这证明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些市场化良好的媒体是能保持新闻职业操守的。

　　南方周末：此次调查中难度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是证据的缺乏，要逐个地去寻找一些线索，有一个叫“直播山西”的网友，据说有一些影像资料，但他不愿意出来露面，我们也没能获得这些影像资料。

　　南方周末：相关处罚的轻重是根据他们拿钱的数额？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看性质的恶劣程度。比如《中国财富》杂志，他们山西办事处的聘用人员薛俊亮是搞发行的，他去了之后当地煤矿就塞给他1000块钱。他要开发票，矿上的人说还开什么发票，赶紧走吧。这样在处理上我们是有所区别的。

　　另外比如说对《绿色中国》杂志社的处理中有停业整顿三个月这样的处罚，因为这家单位不仅在办事处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造成办事处管理混乱、工作人员非法从事采编活动等严重问题，而且该杂志还存在“一号多版”等违法问题。根据这样一个违法事实，我们作了并案处理。

　　南方周末：有几家山西本地的媒体，当时在调查取证的时候情况如何？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应该说山西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认识远比某些中央媒体要更深入，更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比如山西广播电视总台的《经济与法》栏目实际上也是由公司来制作的,但是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是负责任的，有关行政部门也及时做出了处罚。

　　正在继续调查的6家媒体多为中央媒体

　　南方周末：我们发现，一开始的初步通报中，只公布了两个正式持有记者证的记者，而且没有公布该记者所属单位，后来查出是有4个持证记者，当时为什么没有查到？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公布的时候，当地煤矿并不是很配合工作。随着调查的深入，煤矿上级纪检部门介入之后，他们把相关证据陆续提供，我们才能够找到另外的媒体人员。

　　第一次初步公布结果后引起了很大关注，包括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也高度地重视，在一次会议上，最高层的领导都提出为什么这两个持证记者没有公布他们的单位和身份。我们在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两个人确实不承认他收了封口费，证据上也不完整。但作为主管部门，要先让公众初步了解真相，至少知道了我们正在调查。随着后来调查的深入，才逐步了解到现在公布的情况。

　　南方周末：最后还有人不承认自己拿了“封口费”的吗？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不承认自己拿了“封口费”，他们只是说收取了发行费、广告费等等，但是最终他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南方周末：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新闻出版总署是什么样的态度？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这件事情广大群众高度关注，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总署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逐一核查并严肃处理，查实一家就处理一家，决不姑息。

　　南方周末：在“封口费”事件上，各个相关部委的态度如何？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对这样一起恶性事件，各有关部委都高度重视，有些部门也都派员亲自到山西调查取证。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调查的结果跟我们的结果有一定的出入。但是等我们的调查结果出来以后，有关部委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大部分涉案的媒体都诚恳接受了处罚，表示要坚决处理相关责任人，当然也有某些中央媒体，反复强调这事跟他们没有关系。

　　南方周末：通报上说，还有6家媒体的12名工作人员涉案，但是身份确定情况很复杂，这其中的具体情况是？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这些人员我们已查清了身份，目前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南方周末：他们是地方媒体还是中央媒体？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主要还是中央的媒体。

　　南方周末：也都是有记者证的记者吗？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都不是，很多是擅自聘用的人员。

　　深层原因与“灰记者”背后的“温床”

　　南方周末：关于“封口费”事件，你认为其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首先是媒体的采访权被一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记者滥用了，也被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利用，假冒记者敲诈勒索。其次，一些媒体在面向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因经营不善、管理不当，被一些人利用去搞敲诈勒索。第三是一些地方长期存在各种违法经营的问题，给一些不良记者和假记者提供了大量所谓搞舆论监督的机会。

　　对于假记者，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将密切配合公安部门，共同给予严厉打击。近期北京警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近破获的一个制造假证，并以网站的名义到基层搞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南方周末：提到假记者，我们了解的情况是确实有一些媒体从业人员，虽然不是记者，但是确实属于某个媒体，采访和经营不分，或者以记者的身份工作收取费用。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有人把他们叫做“灰记者”，实际上他不是记者，但是跟媒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的“灰记者”大都是一些经营不善的媒体才出现的问题，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活得不太好，死又死不掉的媒体是产生行业不正之风的温床。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要继续加强监管，要求新闻单位规范管理，比如说记者站不得聘用任何人员，所有聘用人员都必须由总部来聘用。但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个行业做更深入的改革，让无法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媒体逐步退出市场，使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媒体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南方周末：现在确实有一些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因为各种限定而没有正式的记者证，但是各地又以是否有记者证作为记者身份认定的依据，这个困境应该如何解决？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记者证管理办法的修订，比如说对于之前要求要跟媒体单位签订合同满一年才能发证的限制，有可能会有突破。可能要求的时间更短，或者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另外我们正在完善记者的黑名单制度，比如这次涉案的所有人员，都要列入我们的黑名单，让有过不良记录的人员无法再获得新闻记者证，禁止进入采编岗位。这些工作都将会在2009年全国统一换发新版记者证工作中得到体现。

　　南方周末：除了规范记者采访行为外，总署最近也刚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部门不得对合法的新闻机构和记者封锁消息，隐瞒事实。

　　新闻报刊司负责人：我们一方面要规范记者的采访活动；另一方面也要保障记者的合法采访权益，记者有时又是非常弱势的群体。接下来我们还会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本着有序开放、规范管理的原则提出要求，而不会去设定采访障碍。总体的目标是要满足群众对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政府应该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在未来的新闻活动中，发挥积极、公开、透明的作用。

转自天涯

『天涯杂谈』血泪控诉：“中国首善”还是“中国首骗”？


作者：王集街群众 提交日期：2008-12-3 22:56:00 访问：1597 回复：36


　　《血泪控诉陈光标：“中国首善”还是“中国首骗”？》
　　
　　
　　2008年陈光标获得中国十大慈善家之首的事情传来时，我们1000多乡亲为之震惊！！！陈光标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天岗湖王集街的老百姓是最清楚不过了！我们曾向中央、新闻单位举报陈光标的骗行，可是陈光标一手遮天举报材料反而到了他的手上，使得举报的乡亲再次受到迫害！我们实在是投诉无门，为了不让这个全中国最大的骗子继续打着国家领导人的旗号，有损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再骗下去，我们希望有良心的新闻单位能到实地进行采访，揭穿这个伪慈善家的真面目！
　　
　　一、陈光标以慈善的名义在家乡捐建的巨大工程实际上是霸占大量耕地为自家建造居住花园和搞商品房出售牟利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关于陈光标为家乡奉献的爱心工程， 既荒唐滑稽，又欲哭无泪！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陈光标为家乡捐献数千万兴建的天岗湖老年活动中心和农贸市场商业街，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家的，陈用慈善的名言霸占了街上的大片地皮。
　　天岗湖乡联淮村七组33.5亩耕地和一面近10亩的畜水塘，被陈光标在2007年5月以投建“天岗湖古建花园式阳光老年活动中心”为名，在上级领导的庇护支持下由乡、村干部出面，以每亩23600元赔偿强行买断。为不影响其开发，把紧挨这片地的8户居民的房屋，乡政府组织全乡村、组干部、乡派出所参与，出动挖掘机、推土机、警车、救护车等，先是逼迫自家人上房揭瓦，用摄像机保留自愿扒房的证据后，再用机器推倒。有村民不愿在“赔偿协仪书”上签字，村干部以不签字停水断电、计划生育加倍处罚要挟强迫签字。
　　而农贸市场也是陈光标自己家的，陈把占地20多亩的天岗湖粮管所弄到手后，把老弱病残的职工撵出无家可归，陈造了和农贸市场连在一起的几十间楼房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陈光标手段高明，处处事事都是以政府名誉，从“赔偿协议书”到乡组织村干部强拆民房，乡派出所抓人，陈光标从不露面，群众心里是清楚的，这些打着捐赠名义霸占的地皮和天岗湖乡老年活动中心、农贸市场、商业街都是陈光标的私家地产，希望新闻单位能来采访，老百姓会告诉你们真相！
　　
　　二、陈光标光天化日之下调用大批公安干警镇压王集街群众罪恶滔天，至今没有说法！
　　
　　为了抵制江苏黄埔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慈善家陈光标垄断霸占王集街农贸市场，王集街的老百姓惨遭泗洪县公安局，以治安大队长为首的数百名公安干警的围攻毒打，悲惨恐怖的情形，时刻牢记在受害群众心中。这次泗洪公安干警镇压王集街群众是在光天后日数千赶集群众眼皮底下发生的，声势之大波及两省三县地区，现在的广大群众还觉得简直就是“白色恐怖”、心有余悸！
　　当时，王集街上的群众被打倒遍地，痛哭喊叫之声刺人心肺，令人毛骨悚然；有的被揪住头发架飞机，有的被撕破衣服坦胸露背，鲜血直淌，有的鞋子被拖掉，双脚被水泥街面磨破血流不止，王恒礼等人的血衣还保留在家等待上级来查。孙银侠、潘茹英、孙翠平、陈瑞红四位近60岁的妇女被打得鼻青眼肿，躺在地上昏迷不醒。近60岁的王言平救妻子潘茹英时也被打倒，趴在地上眼看着妻子半死不活，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能上前救护。在场的群众无不伤心掉泪。当天，4名妇女被抬上车送到双沟镇某医院抢救，护理人员说了句“怎能把人打成这样”？警方怕暴露事情真相，拨去4人吊水针头，将4人转到泗洪县。孙银侠因昏迷不醒，脸色惨白，牙关紧闭又一次被送去抢救，醒来后“天呀”的大哭，看守人员说：你不要痛哭难过了，这是上级叫干的，下面能不执行吗？
　　这次镇压过后，王集街群众因仍拒不搬进陈光标的农贸市场，有的失去了生活来源，一位群众在农贸市场上吊自杀，至今没有说法。
　　
　　三、陈光标的“中国首善”是谁封的？是“中国首善”还是“中国首骗”？
　　
　　陈光标是个什么人？我们乡亲们太了解不过了，陈光标初二没毕业，字都识不了多少，现在听说居然成了管理学硕士，教授？他20多岁还在我们乡里和我们一样穷得丁当响，现在居然成了大富翁成了中国十大慈善家之首？
　　我们希望中央和新闻单位调查：1、陈光标的“中国首善”到底是谁封的？他到底捐了多少款有什么真凭实据？2、江苏黄埔投资集团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能生产多少？一年有多少钱？搞再生资料利用到底有多大的利润？媒体报道的几十亿利润是怎么来的？他捐赠的数亿资金从何而来？3、天岗湖乡到底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陈光标的天下？为什么事情过后政府不但没有认错，而且还继续听陈光标的话。
　　
　　
　　四、陈光标的大量的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光标在天岗湖乡老年活动中心挂着大量的与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这些都是他在当地行恶做歹的上方宝剑，人们畏惧他是因为他与国家领导人的握手合影说明他有强大的后台背景，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真是有国家的领导人在背后罩着这样一个无恶不做欺世盗名的伪骗子，那真是让我们王集街的群众们伤心！但我们相信，国家领导人只是受人蒙庇对一些事情并不知道实情，对这个打着慈善名义干坏事的伪慈善家并不了解，乡亲们相信总有拨开云日的一天！

在杭州的胡雪岩故居，如今已成为徽浙商会共同的精神家园。

每个浙商都是一本教科书

“ 在浙江的酒店业有这么个奇人。当初进入酒店业，他是被逼无奈，进来了就越做越上瘾，甚至领导拿物资局局长的位置来换他一个小小的宾馆经理，他都不干，斗智斗勇才保住了他的位子。”
央视财富故事《玩转酒店》曾这样绘声绘色勾勒了一个浙江商人，他就是浙江杭州开元旅业集团总裁陈妙林。
其实，在浙江，像陈妙林这样的传奇商人是一抓一大把，很多对浙商有点了解的人，都可以信手拈来随口说上一两个。
如现代联合控股集团总裁章鹏飞，就是个曾经搞绘画，画没画好，在商场上却如鱼得水的人；14 万借款筑就中国饮料行业霸主地位的宗庆后，不动声色地一口将雅虎中国业务全盘吞下的马云，靠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起家的鲁冠球，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浙商领袖人物，更是早已家喻户晓。
无怪乎有人说，每一个浙江商人都是一部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每一个成功浙商的背后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无浙不成市”已为举国认同，新一代浙商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

浙商基因
难怪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感慨地说“：浙江是一个有炙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翻开古近史书方志，盛赞浙商经营才能的文字也是随处可见。如上世纪!" 年代《，中国商业史》作者王孝通就“说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
其实，浙江人的创富基因早已深植于先民的血液里。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过“ 农末（ 商）俱利”的思想。宋代叶适、陈亮的事功学说、浙东的永嘉学派，都倡导过“ 义“”、利”并举的商业文化。浙商的历史上也从来就不缺传奇人物。辅佐越王句践灭吴兴越后弃官从商，累金巨万，被后世商人称为始祖的越国大夫范蠡，就是“ 浙商第一人”。而秦汉以降，浙江更是不断有人外出经商。如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人已北抵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期更达海外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在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浙商龙游商帮，已与当时著名的徽商、晋商、粤商、洞庭商等称雄于世、角逐于商界，其当年兴旺之势从明万历年间的“ 遍地龙游”之谚就可窥见一斑。
而在明清之际兴起的宁波商帮，更是将浙商逐渐推上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高度。宁波商帮自19世纪初在中国各沿海港口城市和长江沿岸重镇崛起后，又凭借鸦片战争后东南五口通商之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辉煌，使浙商很快取代徽商、晋商成为中国商界领袖，并且长达百余年。
如上海开埠后，浙江商人利用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捷的优势成批旅沪经商，并且以敢“ 吃螃蟹”的精神，及时介入新式商业、新式轮运业、近代工业及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新式金融业经营。浙江商人是上海开埠后新兴商业洋布业、五金煤铁业、西药业、颜料业、煤油业及其他洋杂货业的最早经营者，并且一开始就居于行业领袖地位。
浙江商人在新式金融业方面尤具天赋，他们是上海新式金融业的开创者，并且几乎垄断了上海金融业。浙商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华资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证券公司。
在上海各大工商团体中，浙商都居于领袖地位。被称为“ 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由宁波帮首领严信厚创办并任首任总理，此后浙商长期掌握上海总商会的最高实权，在其存在的27年间，浙商先后有严信厚、李厚佑、周金箴、朱葆三、宋汉章、虞洽卿、傅晓庵7人14人次当选总理（会长），掌握最高实权达23年。浙商在上海总商会议董中始终占50%以上，在总商会会员中一般占45%以上。“中国第一商会”几乎成了旅沪浙江同乡会。

浙商悬念
“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可以证明浙商乃当今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创富集团，但在20年前，同样的荣耀却是属于广东商人的。今日的浙商正被越来越多的赞美之词包围，要继续保持自己的领跑优势，浙商远远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一方面，粤商等传统强敌仍在稳扎稳打；同时全国各地的新锐商帮也在崛起。”
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杨轶清指出，就目前的浙商来说，别人无法拷贝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多，更重要的是，一个商帮的全国地位和历史影响，时间是最权威的评判者，之所以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一个世纪的晋商到现在大家还在时时提起，始于宋而终于清，晋商横跨七八百年的长盛不衰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从
这个意义上说，浙商的历史考验才刚刚开始。
在杨轶清看来，浙商还有许多悬念待解。
现在已经浮出水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浙商第一代接力棒交给谁？辛辛苦苦打下江山的第一代浙商肯定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自己跑到终点后，接力棒交给谁？假如自己的儿女不成器，我的庞大企业交给谁？南存辉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本来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在中国并没有发育完善。
第二个悬念是，浙商第二代会不会“ 基因突变”？一般人都相信，第二代浙商在“ 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上面将会超过父辈。杨轶清说，问题在于，父辈的创业者素质，诸如肯吃苦、敢冒险、保守中的创新，以及敏锐的直觉、商业的天赋，能不能继续成为他们身上的“ 基因”。“ 这不仅关系到浙商的第二代，更关系到浙商群体的历史存续———没有稳定的基因是不可能保证一个族群繁衍壮大的，因为至少三代以上才有可能成就浙商品牌，否则仅仅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现象而已。现在的悬念在于，穿皮鞋的第二代，与光脚的父辈们的差异究竟有多大？”
第三个悬念是，浙“商小个子”会不会变“成大块头“”？处世低调，个头小巧，手眼灵活，流动性强，这是浙商的特点。浙江企业平均规模不比全国平均大，浙商是有名的小个子，爆发力竞争力都很强。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作为‘ 细胞体’的浙商会不会相应的膨胀，我们的观察是不一定。”杨轶清说，因为遍布浙江的特色产业区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大型规模企业的成长，其成因机理在于：以某一类产品为专业的产业专区里，小企业通过区域要素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
“也就是说，这种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超级股份公司，内部企业都在大树底下，生存的风险和竞争的压力都相对较小。”因此，浙商很有可能继续他“ 小而美”的旅程。
第四个悬念是，浙商的主导产业是否会继续模糊？“ 什么赚钱做什么？这是浙商留给世人的印象。确实，你要概括出浙商的行业并不容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商战兵法，是浙商的‘ 赚术’之密。”杨轶清认为，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如果河道不固定，水流随时会改变方向，就不容易成形，也就是浙商灵活应变有余，投机性强。这样不利于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产业，浙江一直以轻型工业为主，目前正在向重化工业升级，这符合产业演进规律，但是如何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确立自己在全球市
场上的强势产业，目前还需进一步探索。
关于浙商的悬念还有不少，如省外浙商风头会不会盖过省内？浙商内部“ 温台帮、浙中帮和宁绍帮”三大板块是融合还是分家？几十年后概括浙商精髓的最后一个字是“活”、“敢”，还是“合”？
不过，一如当下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最成功的华商的浙江商人们，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启蒙中国民营经济的种子一样，不管最后的结果怎样，浙商的这些悬念，这些困惑和焦虑，对于全国人民而言，都将具有特殊的意义和象征。

这不是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描绘的黄粱美梦，而是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做成的一笔“买卖”。这笔“买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全球气候变暖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卖废气也能赚大钱。

巨化卖废气大赚了一笔

衢州是浙江西部的一个城市，比起温州、义乌这些明星城市，它在人们眼中显得有点默默无闻，不过最近发生在该地的一桩“买卖”却引起了全球企业和环保专家的关注：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与日本JMD公司启动了一个二氧化碳减排项目，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的一笔二氧化碳“买卖”。

这次两家公司合作的是一套年产1.5万吨氟化工产品装置，由JMD公司负责提供分解副产品氢氟碳化物（这是导致气候变化最强劲的温室气体之一，温室效应潜值是二氧化碳的1.17万倍）的全部资金和技术装备。

据巨化公司董秘余洁敏透露，这是一桩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买卖”：巨化不仅无偿获得了环保技改资金和技术装备，还可在减少污染的同时，将项目实施后每年折合减排的562.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每吨6.5美元以上的价格卖给JMD公司，按该项目收入的65%上交国家、35%归企业的国家规定，巨化每年可获净利近5000万元人民币，7年合作期满累计可获净利3.4亿元人民币；而对日企而言，这是最省钱的获取排放权的途径。“这个项目的实施，大量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它对当地环境肯定有好处，不过这种好处更多地体现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方面。”浙江省环境监测站总工程师李柱国说。

灾难背后的商机

巨化让日本JMD公司做环保技改不仅没花一分钱，还把减排的废气也卖了个大价钱。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不过要弄懂这桩“买卖”是怎么回事，还得先从两起自然灾难说起。

去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让美国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上百万子民也不得不黯然背井离乡；今年2月，菲律宾南莱特省发生的山体滑坡导致大约1000多人被埋。专家指出，这两起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灾难，其根源都在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异。

而一个由英国高层政治家、商界领袖和学术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在最近公布的一份题为《应对气候挑战》的全球气候调查报告中更是惊呼：全球生态灾难的降临已经进入倒计时！报告指出，当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即1750年时）升高2℃后，引发灾难的临界点就会出现。报告预测，全球气温可能在2026年～2060年之间突破上升2℃的“安全底线”。

届时，“哪怕仅仅格陵兰岛的冰冠全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就会上升7米，孟加拉国、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菲律宾和荷兰等地的大面积陆地会被淹没，数亿人的生存会受到威胁。”

全球平均气温至今已升高0.8℃，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被认为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

而实际上，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挑战的努力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其最大成果就是达成了于去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定俗成的叫法，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希望通过控制自身行为以减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首个国际文书，该公约旨在限制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发达国家缔约方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超标排放，将被处以重罚。而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最经济的做法就是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分解1吨标准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DM）。

巨化公司与日本JMD公司这次的合作就属于CDM项目。

《京都议定书》催生CDM

市场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一项双赢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技术以及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加快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步伐。“CDM作为一个崭新的市场概念，即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正积极推动着国际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北京绿源伟业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齐女士说，CDM正给很多巨化这样的中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她称之为“京都机遇”。北京绿源伟业咨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国际碳排（二氧化碳排放）交易，目前在中国能源环保咨询领域特别是国际碳排交易方面，已形成相当的品牌和知名度。

有迹象显示，我国是继巴西和印度之后，即将形成的全世界最大的减排量交易市场。根据美国外国政策理事会提供的数据，全球最终的二氧化碳交易的市场规模在2.5万亿～3万亿美元之间。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在去年10月举行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大会上表示，为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我国政府于2004年6月颁布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又对办法进行了修订。办法规定了项目申报、许可程序等的做法，明确了在提高能效、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回收利用甲烷等三个方面为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

“办法的颁布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不存在政策障碍。”他还透露，截至去年9月底，国家发改委已正式为8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出具了批准书。

“京都机遇”只剩7年了

不过，专家指出，这样的机遇期非常短暂，也许在2012年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目前，有关《京都议定书》第二轮的谈判即将开始，正如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所指出的，虽然目前中国不需要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但《京都议定书》有效期只有7年，即2012年就将失效。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中国正面临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

浙江省经贸委能源利用监测中心主任胡淼龙也认为，从长远看，如果我国从下一个阶段开始承担减排义务，那么我省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削减指标，发电、冶炼等能耗大的企业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再次提醒这几年已深受能源紧缺影响的浙江，更应早做准备。

目前政府层面也已开始重视CDM。最近浙江就召开了由省科技厅主办的清洁发展机制培训班。该厅社发处处长张建荣表示，要把企业组织起来去参与开发CDM项目。他还透露，以后可能要加强我省的CDM能力建设，培养自己的CDM专家队伍，甚至准备建立管理办公室。

“我们的企业应该尽快投身CDM市场，这不仅是抢抓‘京都机遇’商机的需要，更是未来生存的一种需要。”王齐女士说，现在已有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因为无法承担削减排量的成本而破产的案例，而这也将是未来很多中国企业可能要面对的现实。“2012年以后，许多中国企业可能因巨大的环保成本而面临生死坎。”

“卖废气”程序还挺复杂

那么，该如何把“废气”卖出去？国际行情又如何？

很多人都艳羡巨化这次捡了个大便宜，不过在北京绿源伟业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齐看来，这笔“买卖”却“做亏了”。

她说，照目前的国际行情，每吨二氧化碳可卖10美元到15美元。如果让专业的公司来运作这个项目，巨化的收益要比现在大得多。“碳排交易价格确实是在一路走高，不过能有今天这个结果，我们认为已经不错了。”对于王齐“卖亏了”的说法，巨化公司董秘余洁敏并不认可。

余洁敏说，其实早在2003年，他们就已经开始谈这个项目了，最终的合作意向也是在2004年初就谈好的，之所以现在才正式启动，主要是其中的程序非常复杂，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她还透露，目前巨化公司正在谈一个新的CDM项目，“规模和这次的差不多”。“巨化耗时这么久，就亏在不太懂行上。”王齐说，从理论上说，只要实际存在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任何企业或机构都可以实施CDM项目，但真要做成一个CDM项目，要获得最大的收益，是很需要专业化操作的。这包括项目设计文件的制作，项目开发计划流程图的拟定，具体参数（减排量、社会以及经济效益的期望）的评估，与相关机构（中国国家管理机构、买方国家管理机构）联系并与相关服务商签订有效的合同等。

因此，她建议，企业最好聘请专业咨询服务公司协助完成项目开发过程中必要的各种文件和材料，以及各种复杂的申报和审批程序，以获得理想的结果。据了解，目前开发一个CDM项目的前期费用在2.5万美元～25万美元之间。

在这次合作中，巨化可从日本JMD公司得到三个好处：一是环保技改的资金，二是技术装备，三是出售4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的收益；而日本JMD公司可以从中得到40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它可以转手出售给日本的电力等有二氧化碳排放限额的企业。

原刊于《每日商报》

 
        最新一项针对3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幸福感调查显示

    城市总体幸福度杭州排名第一

    杭州人最满意自己城市的官员

    从2004年的6大城市竞秀到2005年的10大中心城市排名，再扩展到2006年的全国3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全面排座次，中国哪个城市最具幸福感？答案还是：杭州！这是知名幸福学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与

    新华社主办的新闻杂志《瞭望东方周刊》多次合作调查的结果。

    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三度折桂

    两年前，奚恺元教授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在内的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结果表明杭州人幸福指数最高。2005年，奚教授再次对“城市幸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仍是杭州人的幸福感最强。

    2006年12月到2007年1月，奚恺元教授与《瞭望东方周刊》再度合作，对中国大陆地区的31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城市总体幸福度的调查，其中包括4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22个省会城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他们采用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对其居民进行调查，取得有效样本近7000个。最新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7－8期合刊对这一调查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尽管总体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和排名未在这期杂志中披露，不过奚恺元教授个人网站有关资料已显示，这次城市总体幸福度排名，杭州、拉萨、南宁位列三甲。杭州再次折桂。

    杭州人最满意自己城市的官员

    “我们这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人们对城市的一个感受，第一个研究人们对城市的总的感受，以及对城市的一些具体感受，比如说人情、赚钱机会、文明程度、治安、交通等等方面的感受。第二是研究人们的行为，就是他是不是愿意留在这个城市，愿不愿意他们的孩子留在这个城市，以及全国他最愿意去的是什么城市，他最希望自己孩子去的是什么城市。第三我们也测定一些客观的指标，比如说他的收入、住房大小等等。我们会看这些因素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奚恺元教授表示，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不同城市市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影响城市总体幸福度的因素，以及不同城市市民及其子女的去留意愿。针对此目标，调查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城市总体幸福度、影响城市总体幸福度的因素以及去留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总体幸福度排名前二十位城市中，杭州、拉萨和南宁一举超过了经济更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位居城市总体幸福度前三位。

    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在调查中询问市民“在想到所在城市的政府官员时有多开心”，统计结果表明，杭州人对自己城市的政府官员评价最高，其次是郑州和海口。“见过大世面的杭州市民对官员的评价一直以爱憎分明著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忠臣和奸臣的故事———岳飞和秦桧，就发生在杭州。”《瞭望东方周刊》驻浙江记者朱国栋说。他认为，杭州地方官员的政声一直和西湖息息相关，他对杭州政府还湖于民的举措赞赏不已，并充分肯定了杭州地方执政者的思维宽容、活跃。他说，《福布斯》杂志连续两年将“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的桂冠授予杭州，个中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杭州创业环境好。

　　杭州人最希望留在自己的城市

    对于城市具体幸福度，调查者分别测量了31个城市的居民在人情、赚钱机会、便利程度、自然环境、文明程度、娱乐、交通、治安、近年来发展、建筑美观程度等十个具体方面的幸福度。奚恺元教授称之为城市具体幸福度。

    调查结果反映，杭州人在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建筑美观、自然环境、文明、娱乐、治安、近年来发展等8个具体方面的幸福度，在涉及的31个大中城市中排名都进入了前十位，其中治安幸福感排在第二，建筑美观幸福感排第三，文明和娱乐幸福感排第四。

    调查结果还显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拉萨、南宁和长春，杭州排名第十二位。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和广州却无缘人情幸福感的前二十名。

    还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人们对31个城市去留意愿的调查中，杭州的吸引力仅次于沪京。在是不是愿意自己留在这个城市、愿不愿意子女留在这个城市、全国的其他城市最愿意去的是什么城市、最希望子女去的是什么城市等四个指标中，杭州均排名前五，其中“希望留在自己城市的市民百分比”杭州更是高居榜首，这说明杭州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最宜居的城市，同时发展机会也是相当被认可。

    交通幸福感杭州无缘前二十

    尽管在具体幸福感10项指标中，杭州有9项靠前，但在交通幸福感方面，杭州却不尽如人意。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交通幸福度较高的，反而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经济不太发达的城市得分较高，比如，银川、拉萨、海口就分列交通幸福度榜单前三甲。

    上海虽然车流量大，人口密度高，但在31个城市中排名居中，也算令人满意。在这一指标上，杭州的境地尴尬，没能进入前20名。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杭州花了力气改善城市交通，但市民似乎没有因此感到满意。

    “比如说我们做的人情对于幸福感非常重要，交通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建筑是不是美丽，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城市的规划和一个怎么创造一个城市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奚恺元表示，这次他们做的是城市幸福感，希望这些数据对一个城市的政府规划有一些参考意义。

原载于新华网浙江频道

　　“红海战略”喻为企业在需求增长缓慢甚至萎缩的传统市场采取的白热化竞争行为，是紧盯竞争对手比试的血腥竞争战略；与之相对，“蓝海战略”则象征企业跳出传统市场空间开辟新市场和获得新的竞争力的战略思维，是紧盯潜在市场比试创新的竞争战略。那么，浙江民营企业的蓝海在哪里？

　　钟朋荣认为，在严重过剩、资源约束上升为主要矛盾、利润向上游转移的大背景下，浙江民营企业寻找蓝海的方向应该是向上走、向外走。“所谓向上走就是向产业链上游溯进，向外走就是走向国际市场。”

　　“向上走，比较成功的模式有美国的戴尔、中国的携程网络。戴尔打破了一般电脑企业先造产品再考虑销售的模式，它采用先接订单再销售的方式。而携程利用自己掌握的客户资源向酒店批量订购房间，再销售给客户。它们的成功在于商业模式的与众不同。”对于“向外走”，钟朋荣也总结了一些模式：一是反向OEM。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股市低迷时，反向收购一些国外企业，从而达到掌控市场、技术的目的。二是康奈模式。组织散布在全世界的温州同乡开皮鞋专卖店，以此来整合资源占领市场。三是奥康模式。以自己在中国成熟的市场渠道与意大利著名鞋商在欧洲的渠道相互交换。
 

 
        假设你是一名公司员工，对厨艺非常感兴趣，但却一直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专业学校学习。公司主管却跑过来跟你说：“你去学吧，费用公司给你报销，拿到学位后，公司还可以给你股票奖励。”这样的好事，你怕是做梦都想不到，不过在西子奥的斯的员工看来，这在他们公司已是再正常不过了。

　　每年安排总数3%员工在职深造

　　5年前，朱霆从浙江工业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后，进入西子奥的斯工作，先后在制造部和采购部任职，2003年他申请去浙江大学攻读在职研究生，公司不仅破例提前支付了他2.4万元的学费，还在他取得工程硕士学位后，给了他母公司美国联合技术公司2000美元的股票奖励。如今的朱霆，也晋升为公司质检中心的副经理。

　　让朱霆如此受益的是西子奥的斯5年前开始实施的“员工在职学习奖学金计划”：每名西子奥的斯在职员工，都可以申请国家认可的任何高校的本科或本科以上在职学位教育；只要学成拿到学位，就可以向公司报销费用，还可获得西子奥的斯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价值2000美元的股票奖励。学习期间，员工每周可获3小时的带薪学习、考试假期。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这项奖学金计划的西子奥的斯员工，申请学习的专业不受任何限制，而且学完之后，公司不附带任何对员工去留的约束条款。据了解，像这般优厚的员工在职学习制度，目前在国内还很少见。

　　据西子奥的斯总裁郑培明介绍，迄今为止，西子奥的斯正在参加学习的员工已有50多名，有5人已取得学位，获得了奖学金。西子奥的斯平均为每名员工支付的学习和奖励费用在6万元以上。公司还要求人力资源部门每年能安排总数3%的员工(约60人)在职深造。

　　吸引和留住员工的有效手段

　　花这么多钱去培养员工，如果他们今后另栖高枝，甚至去竞争对手那里效力，公司不是得不偿失？这一奖学金计划开始实施时，不仅是西子奥的斯，母公司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有些高管人员也一度担心这可能会有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结果恰恰完全相反。

　　据了解，早在1996年，UTC就已开始实施这一奖学金计划，UTC慷慨而有效的奖学金计划使其在招聘市场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在留住员工方面，这一奖学金计划效果也颇为显著。据了解，UTC的员工离职率平均保持在6.8%，是行内平均水平的一半；参加了奖学金计划的雇员离职率不到2%，而取得学位、获得股票奖励后的离职率为5.2%。而到目前为止，参与西子奥的斯奖学金计划的员工也没有一名跳槽的。

　　对此，西子联合控股董事长王水福认为，“以人为本”的企业才具有生命力。奖学金计划正是把“人的价值置于物的价值之上，把社会价值置于企业价值之上”。如果员工的能力能得到充分发挥并在公司不断进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留在公司。“即使离开了公司，我们也是为社会培养了人才。”

　　据介绍，这项计划使西子奥的斯不但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加盟，企业内部的学习风气蔚然成风，企业竞争力大大提高。生产一台电梯从过去的50多分钟降至现在的39分钟，扶梯从原来的1周降至现在的3天。2006年电梯年销售量达16000台，销售额高达20亿元，目前已稳居国内同行三甲。
 

北京晚报：

每天两个编前会，早上7：50一次，本地新闻编前会，定一版内容及各片头条，总编辑参加。
另一个编辑前会稍后举行，定深度报道内容，分管总编参加。
新闻策划室，每天浏览北京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向老总汇报当天可做大新闻，形成文字报告，然后由总编分派任务给具体部门。对新闻策划室无任务要求。
凡死人的事件，都得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报道。
深度报道自成体系，有自己的核心队伍，每天自定一个题目，向总编汇报，对总编负责。
深度报道的选题与其他部门冲突时，其他部门让道，支持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讲究细节、覆盖面，新闻事件只是其中一部分，要有前瞻性，背景性，追求的主要是现场和事件。当天成稿，连采带写只有三个小时，联合采访，分派不同的点，分两个组，每组一个组长，由组长统稿，一个组盯一个版，社会新闻做得少，但关注灾难性的报道。
报纸年轻化，针对读者喜好，在文化、体育和北京新闻等版面上入手，主要是在文化版上下功夫。其文体版的总版数有16个版。
版式由美术部统一设计，其职能为漫画版，一周一两个版，另专副刊的调色，版式上主要盯专副刊。
其本地新闻有16个版，当天新闻约占三分之一。
新闻竞争：别人没做的，我们先做；别人做了的，我们做深；比别人更强更深更细更早。

关于采编分离：
肖培将原来的采编合一改为采编分离，出现了缺稿的问题；后来又合起来，后来又分，现在本地新闻扩大规模，为调动这一部门的积极性，又再次合起来，但在这个部门内，还是采编分离的框架，实行编辑主导制，编辑有话语权。

京华时报：

记者七八十人，编辑五六十人，美编12人左右。一部分专门研习美术，一部分专职拼版。
记者每月20条稿件见报，上稿率在70%-80%。编辑压力不大，三个人负责两个版。
采编和广告完全分开，专刊记者不介入广告。总编不对广告发行负责。
本地新闻不断上规模，毙稿率达到50%。特稿以本地为主，本地新闻版需要版面，其他版让道。重大新闻策划由责编负责，要闻部是编辑部主任牵头，由主任定责编人选及人员数量，然后由编辑来组织策划，编辑直接与记者沟通。中心主任负责协调作用。
时评五天办成，评论文摘版全部约稿，由老总把关。
版面设置上，在实践中找问题，边做边调整，内部反应不佳的，就撤掉。做得好什么就做，做不好就撤掉。
中层干部能上能下，所有主任上一线，参与写稿编版，基本工作量为普通记者编辑的60%，完不成者下岗。
采访部主任不要求参加编前会，中心主任以下所有主任，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只有业务管理，没有行政管理。
关于编辑的人选，刚开始是根据自愿，现在是择优秀者做责编。一个好的记者，一天可能只处理一篇稿件，一个好的编辑，一天可处理好几篇稿件。
新闻理念：提倡事件，不搞话题。即使再好的话题，也判为最低分。如果要做话题，一定要有最近的核心事件。
京华的特色新闻在于社会新闻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就事论事，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掌握好角度。
重大战役性报道，谁都可以参战，没有核心队伍。
新闻分口要分得细，比如北京晚报一个人跑的商业旅游线，京华派7个人跑，逼着记者沉到最底层去。

关于采编分离：
北京最早实行采编分离的，其他报社都是跟京华学的。
编辑主导制，责编收入高于记者，责编直接对中心主任和老总负责。责编参加机动部例会，中午12点时就熟悉记者有些什么料，指导记者写稿。
所有记者部主任在业务上服从于编辑，记者部门的主任，其主要职责是主持例会、进行策划，起联络人的作用，是业务带头人。以前带写稿任务，现在任务淡化了。
现在采编业务上分四个中心：针对北京新闻的叫新闻中心，下分时政、政法、摄影等各部门，另有财经中心、编辑中心（下辖国际国内和文体）、出版中心。
现在的四大中心只是为了方便人的管理，其动作模式还是和以前的两大中心（采和编）模式一样。
记者的稿件写完后提交稿库，下午四点左右，本地新闻编辑、记者代表、中心主任和值班老总开编前会分稿。
北京晨报：

编辑记者实行首席制，依据业绩排名，然后公示，首席享受副主任津贴。
突发事件由值班老总主导，可预见性的重大战役性报道，进行总体策划
编辑四点半参加编辑前会，六点半左右开始编辑工作。
采访部门主任没有写稿任务。

关于采编分离：
2002年实行采编分离后，记者编辑收入差不多。
采编相互沟通交流，对于策划性报道，编辑也可和采访部门主任沟通，由编辑来选择记者。其总编室主任认为，提倡编辑记者直接沟通，因为和主任沟通可能有心理障碍，也可能有性格原因，难以成为常态。
采访部门主任干涉具体采编事务。
新京报：

采编平均年龄26岁，有280多人。50人左右跑本地新闻，10人跑国内。夜班编辑30多人。经济口记者40多人。
目前偏爱刚从业的应届毕业生，有从业经验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年轻人没有桎梏，更富有激情，只要基本素质好，是可以在实践中成熟的。编辑的成长期稍长一点。
版面的日常架构：ABCD四叠加机动特刊，A时政新闻、B经济新闻、C娱乐文化副刊、D生活杂志和消费资讯。每块由一个副主编管理。
该报重视评论，重点部门为评论部、本地新闻部、中国新闻部。
不评好稿，稿件的好坏已经体现在稿费上了。
中国新闻每天5-7个版，分为国内新闻和核心报道。
核心报道在题材上要求角度有纵深，有人文关怀，彰显人性。要求不拘泥于事件，看重事件后面的深层意义。
新闻策划是动态滚动的，记者素质要求较高。编辑先指导一个方向，记者将所见所闻报告给编辑，编辑再修正，寻找新的方向。
独家报道（深度）不在乎时效。
核心报道完全自采，与本地报纸不存在可比性，赋予日报更多的功能，涉及到方方面面。
有8个记者直属中国新闻部，
每天下午四点开编前会，先评报，只说坏话不说好话，然后报今日选题。参加会议人员类似京华。
编辑要求每天下午三点多到岗。
言论上，本报评论员亦编亦写，有特约评论员，也有自由来稿。本报评论员四五个，有二十来岁的也有三十来岁的。
美编10来人，指导版面、配图。

关于新闻理念：
报纸的成熟，在于有一个核心团队，将自己的理念灌输到队伍中去。
不走都市报的老路，走第三条道路，讲求法制、人文。拒绝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如“杀人恶魔”等词是不允许出现在版面上的。
南方都市报有地域性，而新京报是属于全中国的。报纸在高端上的影响大于低端。
南都现在正在转型，新京报是新出来的，没有以前的束缚。
拒绝视觉暴力，不希望靠外在的东西来影响什么。
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对于长文章，如果讲究写作技巧，读者是可以接受并阅读的。
很少在意同城媒体，按自己的方向走，他人的优势可以汲取但不跟风。
自己的理念不变，不会因为发行的反馈而受干扰。
写作的基本理念：1要求平实，带有感情色彩的词和煽情的词不能出现。2要求理性，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去主导行文事实，只陈述事实，不进行评判。3行文优美，讲究谋篇布局。注重细节和场景。
关于政治风险：1钢丝踩久了，是可以踩出经验的。2政治上的底线不能碰。

关于采编分离：
该报实行采编分离，由编辑主导，编辑收入稳定，中层干部带任务，收入会额外增加一点。
对于采编矛盾和摄文矛盾等，这些矛盾是不可消除的，只是尽可能地去磨合。 

扬子晚报：
扬子晚报在江苏及上海地区发行量为180万份左右，至今仍然是坚持传统的晚报出报时间，于中午上市。
扬子晚报没有参与南京地区价格战，一直坚持5角钱一份，但与其他报纸一样，在厚度上做文章，一般情况下，每天出版的版面接近100个版。2003年广告额4.4个亿，利润9千万。
扬子晚报多年来保持比较旺盛的势头，其经营方式颇有特点：

1，因为每天出的版面非常多，它的广告一般都集中在某一叠，对于以新闻为主的A叠，大多数情况下是严格控制广告。要在一版发的广告，必须一把手点头答应，而且这种情况也不多。如要指定哪一个版，还要加30%的指定版面费。
这种对广告的控制反而带出另外一种效应，广告商都有一种越挤越上的心理，大多数广告商会“从贵、从众”，越贵的价位，越难订的版位，越要求上。一些品牌广告更是要“独领风骚”来体现品味，所以，A叠广告单价有时是后面版面的几倍十几倍。这样，一方面兼顾了新闻版的发稿量，另一方面提高了A叠广告的含金量，报纸也坚持了自已的广告品位，形成三赢局面。
当然，这种办法需要建立在报纸有充分的实力和较多的版面基础上。

2，广告实行代理制。
这种办法的理念是，十个业务员肯定没有十个广告公司能量大，一个业务员肯定没有一个广告公司来得专业。在南京，几乎所有日报都实行广告代理制，报社广告部只有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
这种办法好处颇多，但要求整个报纸广告环境都能接受这种机制。

3，发行重零售，轻订户。
记者基本不参与发行，如介绍了公款订户的才有奖，居民订户是没有奖励的。
重零售的原因是，广告客户一般会直接到零售市场去了解报纸发行，报纸在报摊上销售得多，本身就是一个广告，对广告客户的潜在心理影响很大。
1993年，扬子晚报放开经营，各区不再各自为政，鼓励跨区报，目前正准备成立发行公司，大的报纸零售户可以参股，把零售摊点变成加盟店。

4，新闻重自已风格。
扬子晚报设专门评论部，每天在一版都有一个时事述评。这个稿子可长可短，有时与稿子搭配，有时单独成文，结合几天时事或节气发表议论，每天坚持，形成了扬子自已的风格。
扬子晚报也不采用时下通行的“大照片加导读”的“南都模式”，而是坚持重要新闻发一版（当然，广告的控制也为新闻腾出空间）。这样，就能培养出相对固定和忠诚的读者。

5，有自已的服务平台。
扬子晚报的热线叫“96096”，有十几部电话，除了读者报料之外，关于发行、广告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拔此号码。甚至提供免费订票服务。
接线员接电话时就将来电录入并分类，迅速转到相关部门。

6，网站经营较好。
网络的效果是完全不受地域限制。扬子晚报网站每日更新，而且内容丰富。很多新闻内容一上网，在海外都有反应。这本身就是对报纸的一种宣传，也是扩大影响力的好办法。
另外，网站是很好的互动平台。专家咨询、影视明星、读者提问都可以通过网络，而不是单纯依赖电话。

现代快报

现代快报由新华社江苏分社主办。每天版面也超过70个版。
A叠包括13个国际国内新闻、5个体育新闻、5个特别关注和1个评论专版，B叠根据发行不同地域设不同的本地新闻。C叠和D叠是广告和专刊。
现代快报发行量近60万份，2003年广告额两个亿。
现代快报在短短四五年内成为扬子晚报和金陵晚报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其独特的办报形式。

1，策划灵活
策划是现代快报最有特色的环节。
每天上午11点报社会开一个采前会。采前会上，会有专人把当天早晨电台电视网站上的重要新闻在会上宣读，能够做大的、或能本地化的，立即分派任务。另外，上午的热线线索也会在会上宣读讨论。
下午开编前会，确定大致稿件。这个会上，一般是根据稿件定版面。如有重大事件，可以拿出很多版面集中做大。
根据稿件定版面，基础是报社的项目负责制。
在碰到重大采访时，成立项目小组，由战线记者、首席记者、版面主编等组成。采访结束，向老总提交方案，确定版面。项目责任的奖励在月度好稿时会有集中体现。

2，打价格战，追求市场占有率
快报初入市场，以1毛钱挑战报业市场，后逐步调整至3毛，现在报摊上，5毛钱可以买两份。
低价倾销使现代快报迅速占领了市场份额。而在报纸的经营管理中，讲求市场占有率一直是个核心问题。
报纸广告部考核业务员的指标，不是一年完成多少广告额，而是这一项广告在整个市场中的份额。份额占得越多，业务员奖金越高。

3，打舆论监督牌和服务牌
这是都市类报纸进入市场的主要手段。而现代快报因为是新华社办的报纸，所受约束更小，因此舆论监督更大胆，也更能引起老百姓的关注。
服务也做得较为彻底，比如帮人找工作、找人、找对象、买房子、导医导药导学等。

4，重视文体和国际新闻
这几项的版面在整个报纸中不但多，而且位置重要。现代快报的观点是，这几项是青年人聊天的热点，也青年人也正是广告商看重的群体。另外如文体，本身的相关广告就很有潜力。

文章来源：智维智库    作者：吉